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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再审视

发布时间:2020-09-14 14:48 点击数: 【字体:

  张越(1962- ),男,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

  [主持人语]历史学科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对本学科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史的回顾与反思。中国史学史学科是在近代中国史学学科化进程中形成的,史学史学科的特点具有在历史研究各个领域的研究状况与具体成果基础上进行总结、批评、评估、展望的基本特征,那么对史学史学科自身的回顾与反思便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整个历史学科的研究状况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中,因历史研究的变化发展而随时生成史学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不断调整史学史研究的学科结构、及时更新史学史的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是史学史研究增续其学科能量、维持其学术峰值的基本保证。同样,回顾与研究中国史学史学科从其产生建立之时至今是怎样追踪古今史学研究趋势与特点、如何不断完善史学史学科自身的过程,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学术意义。应《河北学刊》之邀,我主持了这组中国史学史研究专题,参与讨论的各篇论文都是在深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再审视,各位作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形成与建立阶段的发展特点作了深入讨论,不仅进一步充实了相关研究,而且也提出了一些与以往看法不尽相同的新见。真诚希望本组专题论文能够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有所裨益。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史研究作为一门现代学术分类体系下的学科在中国史学中逐步发展起来,既有研究对初创时期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建立以及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多有论述,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一些问题再作讨论,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初创时期,是哪位中国学者最早提出“史学史”这个概念的,哪位中国学者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立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个问题一直以来有着比较明确的回答。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部分讲稿连载于同年《改造》杂志第4卷第3、4号,1922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副题为“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该书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叙述从史学的产生到清代史学间“二千年来史学经过之大凡”[1](P42),是一篇简要的中国史学史,说明在史学被认定为一门现代学术分类体系中的一门学科的前提下,作为历史学学科史的“史学史”概念已经逐渐明确。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讲授“文化史”,讲稿经整理成《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书中专有一部分“史学史的做法”,梁启超在此写道:中国史学“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中国史学史最简单也要有一二十万字才能说明个大概,所以很可以独立著作了”[2](P151)。这段话被多数人认定是中国史学史(或者说是史学史)学科建立的标志,梁启超也被看作是史学史学科的首倡者①。

  不过,中国史学史学科初创时期提及“史学史”概念或有意建立发展史学史学科的人并不仅梁启超一位,对于史学史学科首倡者的问题,似不宜一概而论。朱维铮曾说:“依时序,李大钊于1920年在北大所编《史学思想史讲义》,较诸梁启超于1922年在南开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早一年。”[3]朱维铮并未言及谁先谁后的“首倡权”,但是这毕竟提示我们,在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分别述及中国史学史和提到中国史学“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之前,李大钊也写出了“史学思想史”,具有明确的“史学史”意识。此外,另有学者撰文指出:“朱希祖自1919年起在北大史学系主讲本国史学概论,后更名为中国史学史。讲述中国史学之起源、中国史学之派别以及历史哲学。”[4]“朱希祖已有了明确的史学史意识,并且认为史学史完全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此,我们可以将‘史学史’概念提出的时间追溯到1919年。朱希祖是目前我们所知的最早提出‘史学史’的史家,他的《中国史学通论》应该是最早的中国史学史讲义。”[5]

  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讲义》简要介绍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数位重要史家的史观和史学思想,虽然其“史学思想史”较早提到了史学史在历史研究中的必要性,但其讲义并未论及中国史学史,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并不直接相关。朱希祖在主持北京大学史学系时已将史学史列为教学科目,“首先在大学课堂上讲授中国史学史的,应推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先生”[6]。不过,一门课程的设立尚不能标志着一门学科的建立,就像民国时期的大学课堂上设有西洋史、中国近世史等课程,却不能说中国的世界史、中国近代史学科就已经建立起来一样,“由于处于学科初创阶段,他没有像梁氏那样从理论上加以阐发,也没有给史学史提出清晰的研究轮廓”[5],他主讲的课程讲义后经补充修订于1944年方以《中国史学通论》为题出版,但那时已有数部中国史学史专著问世,朱著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内容上,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影响力都较有限。

  如果再向前追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本名内藤虎次郎,1866-1934)在京都大学先后三次讲授“中国史学史”。第一次是在1914-1915年间,讲授的具体内容不详;第二次是在1919-1921年间,“从古代一直通讲到现代”;第三次是在1925年,讲授的题目是“清朝的史学”[7](P1)。由于内藤湖南授课时不带讲稿,也没有讲义,所以并未留下他所撰写的关于中国史学史的文字著述。当其有意将所讲内容编纂成书时,便将听讲学生的听课笔记进行整理与订正,时间约在1923年。至1925年他讲授“清朝的史学”时,又在此前经他整理的讲义中增补了许多内容。内藤湖南去世后,内藤乾吉(内藤湖南长子)和神田喜一郎二人以内藤湖南曾经整理过的书稿和搜集到的几种当时学生的听课笔记为底本,互相核对补充,终于完成了对这部《中国史学史》(又称《支那史学史》)的整理工作,并于1949年5月由弘文堂出版,后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1953年,杨联陞撰文评论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认为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属于经典性著作,嘉德纳《中国传统史学》是唯一的英文本中国史学史,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则是“近代学者撰写的部头最大的一部”。杨联陞还介绍内藤湖南对中国史学史的分期,称对其评论和内容印象深刻[8]。2008年,旅日中国学者马彪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译成中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尽管如此,从现有材料上看,内藤湖南的这部史学史著作对中国国内的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影响力并不明显。

  1920年代前后,先后有朱希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李大钊讲授和编写了史学思想史讲义、梁启超提出史学有独立做史的资格,说明在这个时期中国史家具有“史学史”意识有一定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是建立在中国史学转型即中国史学在逐步接受并适应了现代学术分类后将史学视为一门现代独立学科的基础上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新式学堂的纷纷建立、新式教科书的编纂以及主要来自于日本的新的学术分科理念的影响,历史学的学科化意识在中国知识界开始形成,20世纪以后,欧美留学生学成归国所带来的西式学科分类方法在高等院校的专业与课程设置中的实施、高等院校中研究院所(门)的设立、历史学学科化后所延伸出的各断代史和专史等分支学科的明确等,这些变化从形式和内容上都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学科化进程,正是将历史学视为近代意义的“学科”后,“史学史”概念随之清晰起来。因此,史学史学科的产生是近代历史学学科化的产物,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立与近代中国历史学的学科独立直接相关。在相近的时期内,中国史家先后触及并开始了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中国史学史学科由此得以建立起来。相比之下,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对史学史学科的论述、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的设想、对中国史学史基本线索的梳理等,对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有着更广泛、更深入的影响力。是故,我们依然可以认为,梁启超提出的关于“史学史”的观点,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建立的标志,梁氏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真正先驱。

  后人评价初创时期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时认为,以梁启超的史学史框架写就的中国史学史著述,很有些史部目录的味道,而那些继承了梁启超的“史学史的做法”的中国史学史撰述更像是要籍解题。但是,如果细读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所写的那部分简要的中国史学史,上述评价恐怕也不一定全面。

  梁启超提出,中国史学史最少要在四个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并按照这四个部分的顺序分别阐述了中国史学的发展面貌:

  首先,抓住中国史学的特点——史官,“中国史学之所以发达,史官设置之早是一个主要原因”,重点阐述的内容是史官的地位、信史精神和国史馆的设立。

  其次,“史家”部分主要叙述历代史著撰述情况,以不同的史书体裁和“二十四史”为主。

  再者,“史学的成立及发展”重点介绍了刘知幾、郑樵和章学诚,由这三人的史学建树串联起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并由此论述了“史与道”和“史与文”的关系。

  最后,“最近史学的趋势”以介绍当前史学发展为主,并批评了当时史学界过分重视新发现的史料和轻率怀疑古史的风气[2](P153-168)。

  在梁启超提及的中国史学史的四个部分中,第二部分“史家”看上去更像是要籍解题,其他三个部分却并非全然如此。

  “史官”现象是中国史学所独具的特点。今人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史官和设馆修史制度是影响中国古代史学走向的关键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亟待全面深入研究的领域。梁启超在当时很敏锐地提出“史官”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点内容,并且将“史官”置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的首要位置,就清楚地说明了梁启超对“史官”的重视程度,而他强调的“史官的地位、信史精神和国史馆”也同样是史官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学的成立及发展”以刘知幾、郑樵和章学诚三人为中国史学不同时期的代表,叙述中国史学发展过程,是研究者对中国史学史阶段性发展的认识。以刘、郑、章三人为重点,至今仍为许多人所重视,既不陈旧也未过时②。梁启超在这个部分还提出了“史与道”和“史与文”等中国史学史中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这都是“要籍解题”所无法涵盖的。

  “最近史学的趋势”是彰显史学史研究价值的组成部分。史学史本是一门以评价、综述和反思为主的学科,对以往史学发展的分析及评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当前史学发展提示经验与教训,而对最近史学发展作及时、有效的总结,还可以为历史学的发展走向及发展趋势提供总结与评估的资源。

  由此观之,梁启超的“史学史做法”不乏精辟之见,所谓要籍解题式的史学史特征并不明显。或许是此后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在“细化”梁启超“做法”的过程中,并非能够全然领会梁启超“做法”的全部要义,同时在早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撰述过程中,因研究基础薄弱而不能够均衡表现梁启超的构想,所表现出来的便与史部目录学更为相近了。即使如此,也应当看到,受西式学术分类体系的影响而出现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所承载的是中国史学自身2000多年历史的厚重内容,因而就史学史的学科建设而言,即使在早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著述中表现出要籍解题式的研究特征。这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初阶段也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逐步展开,相继出现了数种中国史学史著作③。中国史学史课程在高校开设的更为普遍,目前已知存留相关讲义不下十余种(包括铅印、油印、手写)④。中国史学史研究论文,当有数百篇⑤。总的看,在多种中国史学史讲义中,“要籍解题”的倾向较为明显,一些讲义几乎与史学名著提要差别不大,这可能就是时人和后人诟病当时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像要籍解题的原因。但是,这些中国史学史讲义或那些史学概论、通论性质的书中述及的中国史学史,并不一定能够代表当时史学史研究的真正水准。能体现中国史学史研究水平、公开出版并产生有较大影响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当属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以及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商务印书馆在两年间即出版了三部中国史学史著作,可见当时中国史学史研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有学者评论说,金、魏、王“三书都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史官、史家(史籍)、最近之史学趋势,同为主要内容;魏书将刘知幾、郑樵、章学诚列为专章;金著将刘知幾、章学诚合为一章,也都有迹可寻”[9]。从这几部史学史著作的整体架构和主要内容来看,的确可见梁启超“做法”的影响,然而各部史学史著作并非没有其自身特点。

  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被公认是早期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金毓黻称其书“谨依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资”[10](P4)。刘知幾、章学诚讨论过的问题和梁启超规定的史学史框架,均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中有着明显的反映,而且作为早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文本,金著不乏许多独到之处。

  金著把魏晋至唐宋以来的史籍分私家修史和设馆修史两大类来叙述,后者是该著精彩部分之一。梁启超意在突出“史官的精神与史官地位的尊严”[2](P155),金著更重视对历代史官制度兴废沿革的考证与阐述。金著有“古代史官概述”(第一章)和“汉以后之史官制度”(第五章)两部分,著者以其深厚的考证功力,把中国史官和史官制度作为古代官僚体系的一部分作了较为系统地梳理。与梁启超观点不同的是,金氏认为,古代史官“职司记事,位非甚崇”[10](P7)。即史官的地位并不高,并非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史官在法律上有独立的资格,地位又极尊严”[10](P7)。梁启超的“做法”中对于官修史书几乎未予提及,明显轻视官修史书,金著则在第六章“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中专门论述官修史书。梁启超极为看重郑樵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金氏却认为“近人或推郑樵,以为可与刘、章鼎足而三,吾谓非其伦也”[10](P350)。在金著中,郑樵及其《通志》只是作为第七章“唐宋以来私修诸史”中“纪传体之正史别史”类的“总辑之史”中的代表。金氏认为,郑樵的《通志》只是仿南梁武帝的《通史》而作,郑氏强调的“会通”,只是形式上的会通诸史而已。至于备受好评的《通志·二十略》,金氏的看法是:“郑氏之初意,本欲镕铸群言,自成一家,而载笔之时,力不副心,不仅纪、传、世家、载记,全抄著史,无所裁剪,即其所极意经营之《二十略》,亦不免直录旧典,而惮于改作。今读其序文所云云,徒见其好为大言,而有名不副实之疑。”[10](P237)

  以上择取梁启超、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的不同观点之处,虽多属见仁见智之说,却可说明后者并非简单地因袭前者。就“史官”而言,金著大大扩充和丰富了梁启超“做法”的框架与内容,金氏的研究使中国史官制度史初具雏形,构成金著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之一。就“史家”而言,金氏更强调古代史家群体对于中国史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不是仅仅突出刘知幾和章学诚。金著虽对于刘知幾和章学诚的史学理论着墨甚多,却不认为郑樵的学术成就达到了梁启超所说的高度。金著末章“最近史学之趋势”,对20世纪开始后的三四十年间史学状况的认识,见解独到,评价犀利,充分体现了著者独具慧眼和卓见。此外,金氏在《中国史学史》中善于用“表”,自言:“不悟表之为用,便于记载琐细,凡本纪、列传所不能尽载,而又不忍遗弃者,惟有佐之以表,乃足以宏其用。唐宋以下诸史,大抵有表。”并说明表的应用“有裨研史”[10](P317)。金著共计列表22个,对史学史的记述有重要辅助作用。作为近代中国史学中第一位系统撰著中国史学史专著的学者之一⑥,金氏在实践梁启超中国史学史“很可以独立著作”的设想的同时,也充分表达了他本人对中国史学史的认知与见识。

  金著之外,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和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二书亦能体现出作者的“别识新裁”。魏著分上、下两编,分别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论述中国史学史:上编专论中国史学之特点与价值、史籍之位置与类别、史官之建置与职守;下编述及远古至民国诸时代的史学发展,并强调“尤注意史学家之史学理论与方法”[11](P2)。梁启超的“做法”提出了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和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四个部分,其中的史官和史家是史学史中的题中之义(史官是中国史学的独特部分,亦可归于史家中),史学的成立和发展以及最近史学的趋势是史学之“史”,梁启超将这四个部分平行列于史学史的“做法”中,可以看出在重点表述史家史书与纵向阐述史学史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突出史家和史书,就会影响到对史学发展过程的纵向展示;强调史学之“史”,又会削弱史家和史书在史学史中起到的核心作用;两者同时兼顾,又不免重复之处。金毓黻同样遇到这个问题,致使其《中国史学史》在结构安排上显得不甚清晰:将史官制度、设馆修史、私家修史分阶段先后叙述,中间加入司马迁和班固、刘知幾和章学诚。显然,他试图平衡中国史学史中的官修史书、私人撰述、最具影响力史家、史学发展过程四者的位置,但效果并不理想⑦。魏应麒在其书中的上编以分专题的方式横向论述中国史学的“特质与价值”、史书的特点和史官建置等问题,在下编分述古代史学、两汉史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学、隋唐史学、五代宋史学、元明清史学、民国以来史学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学发展情况,不失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之一。此外,魏著对一些专题的讨论,如五德三统说下之历史观及其影响、正统僭伪之见、史评之兴起、史识问题等,均可看出作者的问题意识。

  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远宗梁先生(启超)之大义,而略为去取,以求研述之方便。借金先生(毓黻)搜罗之宏富,而取精用宏,裁以自我之史观大义,而成一新系列”[12](P3)。可见该书受梁启超、金毓黻的影响很大。王著大致依照梁启超的“做法”谋篇布局,有“史官”、“史籍名著述评”、“史体”、“史学之新趋势”诸章。唯“历史哲学”一章,述及中国历史上的五德终始说、三正三统论、皇极经世论、三世说、神权史观、垂训借鉴史观、科学史观等,“均一一加以叙及借明吾国史学观念发展之大势”[12](P12),所论虽不乏牵强之处,但至少表现出了对梁启超“做法”的某种突破。

  综上可知,我们不宜简单地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史学史撰述就是要籍解题式的中国史学史;也不应绝对断言,早期的几部中国史学史著作就是沿用梁启超的“史学史做法”而少有新意。

  1947年,齐思和发表对金著《中国史学史》的书评,文章说:“抑吾人犹觉美中不足者,书名史学,自宜论其体裁之得失,编次之良否,态度之偏正,考订之精粗,俾读者了然于二千年来史学演进之大势,及今后改良之途径,作者过重故实,而忽略史学,仅言纂修经过,鲜及体例得失,史学之义,似犹未尽也。”[13]此后,批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史著作太过注重史家“故实”和史书“编纂经过”的声音一直存在着,看上去那几十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似乎仅针对史家、史官、史书以及史书体裁。且不说以史家史书等为中国史学史主要研究内容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初创时期的必经阶段,即使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象的认识也并非局限于此,其中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理念就很有特点。

  1935年9月7日,蒙文通在致柳诒徵信中说,“秋初学年开始定课,遂不揣浅妄,拟授中国史学史一门”[14](P416)。由此可知,蒙文通在此时已经着手于中国史学史的课程讲授和讲义编写。1930-1950年代,蒙文通在多所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其讲义的部分内容陆续在《重光月刊》《图书集刊》《华文月刊》《国论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蒙文通治史学史的理念与上述几位有很大不同,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窃以中国史学惟春秋、六朝、两宋为盛,余皆逊之。于此三段欲稍详,余则较略”[14](P416)。只看重春秋、东晋南朝和两宋这三个时期是中国史学最发达的时期。

  第二,“每种学术代有升降,而史学又恒由哲学以策动,亦以哲学而变异。哲学衰而史学亦衰”[14](P416)。即把史学发展变化的缘由与哲学联系在一起,视哲学的兴衰为史学兴衰的原因。蒙文通推重中国史学发展中春秋、六朝、两宋这三个时期,其原因也在于此。

  第三,“间有能者,而未蔚成风气,偶焉特出之才,不能据以言一代之学。子长、子玄、永叔、君实、渔仲,誉者或嫌稍过,此又妄意所欲勤求一代之业而观其先后消息之故,不乐为一二人作注脚也”[14](P416)。直言不认为个别著名史家的建树能够代表一个时代史学的特点或趋向。

  第四,“余之研史,至是始稍知归宿,亦以是与人异趣。深恨往时为说言无统宗,虽曰习史,而实不免清人考订獭祭之余习,以言搜讨史料或可,以言史学则相间犹云泥也。于是始撰《中国史学史》,取舍之际,大与世殊。以史料、史学二者诚不可混并于一途也”[14](P470)。明言自己的史学史观点“与人异趣”、“大与世殊”。

  对此,金毓黻有针对性评论。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在1938年基本完稿,对中国史学史已颇有心得。1940年看到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讲义,在日记中言及自己的意见:“蒙君治史盖由经学入,其治经学,更以《公》、《毂》为本柢,故所重者为研史之义理,而非治史之方法。”先指出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研究重在义理,而非方法,然后质疑蒙文通这样的研究旨趣所造成的后果是:“晚周、六朝、两宋皆为吾国学术思想隆盛之期。然晚周诸子,不见有自撰之史;六朝时撰史之风极盛,而亡佚其十九;两宋时期史著具在,然多不属谈理之彦。”即蒙文通所谓中国史学的三个兴盛时期,从史学发展本身来看,或尚未形成史学雏形,或少有史书存留,或看不到明显的义理史学,此三个时期的史学发展状况与其解释的并不相符,于是造成了“蒙君所著,盖取先秦诸子、六朝群彦之谈言微中有涉于史学者,一一摭而取之。其于两宋则以金华、永嘉诸派之学说采摭最备。然诸派中惟东莱能撰史,诸人不过论说之而已。至刘知幾最为能通史法者,而蒙君则不之及,盖其意之所重不在此也”[15](P4591)。

  可见,蒙文通所强调的“史学又恒由哲学以策动,亦以哲学而变异”,“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迹亦废”,在金毓黻看来并非如此,这也是金毓黻批评的“蒙君治史盖由经学入”、“所重者为研史之义理,而非治史之方法”的缘由。据蒙文通治史学史之旨趣,让金毓黻不能接受的后果是:“晚周诸子,不见有自撰之史。六朝时撰史之风极盛,而亡佚其十九。两宋时期史著具在,然多不属谈理之彦。”这还是史学史么?金毓黻的基本看法是,“愚谓能自撰一史者,乃得谓之通史学,否则高语撰合,鄙视记注,则成家之作必少”。他反诘蒙文通:“还以质之蒙君,以为然乎,否乎?”[15](P4591)问题表现得十分明确:史学史究竟是史学编纂(或治史方法)之史,还是史学观念之史?

  梁启超、金毓黻等学者即是在视史学为现代学科的“科学”门类之一的前提下回顾中国史学发展进程,意识到史学“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并撰写中国史学史的。他们属意从传统学术中撷取作为现代学科意识的“史学”内容条分缕析,从经、史、子、集中概括出“历史学科”所规定的“史学”编纂为史学史,史家、史书、史官自然是中国史学史的主干,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近史学的发展趋势是中国史学史的脉络,司马迁、欧阳修、司马光、郑樵,刘知幾、章学诚等著名史家及其史著是中国史学史的重点。蒙文通更在意“研史之义理”,在他眼中,哲学(经学)、先秦诸子、“名理”、“义理”、史识等才是影响史学发展的内在原因,撰写中国史学史应重点关注的也正是史家史书背后的思想脉络,史学观念史才是中国史学史的主线。因此,春秋、六朝、两宋是蒙文通眼中的史学兴盛期,无论是“子长、子玄、永叔、君实、渔仲”,还是梁启超的“史学史的做法”,蒙文通都不愿为其“作注脚”,即使“与人异趣”、“大与世殊”,也不在意。

  蒙文通的史学史著述意识,某种程度上是对梁、金史学史模式中所存缺失的完善,然而蒙文通过分看重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经学、义理、名教等理念对史学发展走向产生的作用,以至于多少影响到了对现代史学“学科”性质的新认知,忽略了史学的载体仍旧是史家、史书本身这一基本事实,难免会被金毓黻诘问“高语撰合”、“成家之作必少”者如何能成为一代史学的担当?

  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一直未能完整成书刊行于世,故影响有限。然蒙文通携其史学史讲义在一二十年间任教于多所高校,受其业者当不在少数,其潜在影响亦难预料。无论如何,蒙文通的史学史理念丰富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模式。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早期阶段,在梁启超、金毓黻等的中国史学史书写得到更多认同的情况下,尚有蒙文通式的史学史研究意识与之并存,这不能不说是初创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学术见解。自那时起,若将目光下延至大半个世纪之后的21世纪以来,若干史学史研究硕彦纷纷强调史学观念史之于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例如,朱维铮认为,“史学史不应该只是既往史学的批评史,却更不可以变成单纯的历史编纂史”,史学史的结构之一“当为历史观念史”[3]。汪荣祖强调,史学史研究应“注重研究历史学家如何思考问题,他的宇宙观,对当时社会的观感”,需要从文献材料中“提炼史学思想、史学思维”[16]。因此之故,仅以史家、史书式的书写模式概括不同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显然是不全面的,我们或许低估了中国史学史学科初创期的研究实效与成绩。

  ①如杨翼骧认为:“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其中的‘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一章,是中国近代第一篇史学史。”见《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朱维铮说:“梁启超晚年首倡中国史学应该‘独自做史’,并且设计了‘做’史学史的四部曲。”见朱维铮《史学史三题》(《复旦学报》2004年第3期);乔治忠指出:“中国史学史成为专门的学科,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是主要的奠基人和倡导者。”见乔治忠《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②如谢保成著《增订中国史学史》(四卷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仍重提刘知幾、章学诚等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

  ③详见朱仲玉《中国史学史书录》(《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牛润珍《20世纪中国史学史著作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8期)。

  ④参见王应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再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⑤详见陈光崇主编、赵俊编辑《中国史学史论文、著作索引(1900年-1981年12月)》(辽宁大学历史系1983年印刷),该索引对该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论文和著作作了较为详尽的分类著录。

  ⑥若仅从题名论,则20世纪30年代初有北平师范大学内部印行陆懋德讲义《中国史学史》、暨南大学内部印行卫聚贤讲义《中国史学史》等,这些文本未公开出版,影响有限,故存而不论。魏应麒《中国史学史·自序》称,1937年“承商务印书馆约纂此书”,即《中国史学史》。金毓黻称,1938年“始撰《中国史学史》,无可依傍,以意为之”(《静晤室日记》1938年2月23日)。魏书、金书初版均始于1941年。

  ⑦如戴晋新认为:“史学通史的书写也还在尝试摸索的草创阶段,体例规模一时自然尚难臻完善,最明显的问题是书写结构逻辑的粗糙与历史解释内涵的贫乏。”参见戴晋新《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书写结构取向的演变》,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Z].北京:中华书局,1989.

  [4]王应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再探讨[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5).

  [5]王爱卫.朱希祖的史学史研究及其《中国史学通论》[J].德州学院学报,2016(5).

  [6]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7]内藤乾吉.中国史学史·例言[A].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8]朱政惠.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思考[J].史林,2006(4).

  [9]戴晋新.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书写结构取向的演变[A].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3年卷)[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3]齐思和.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J].燕京学报:第32期,19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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