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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的群众很好骗吗?从明代邸报分析袁崇焕所谓的冤案。明朝

发布时间:2020-09-09 19:17 点击数: 【字体:

  明代邸报是朝廷向官员公开政务的渠道,由于不向民间保密,同样的讯息传向民间没有阻滞。邸报的内容,主要是得到批答之后的奏章。奏章得到皇帝旨意之后,送相关的给事中收,然后转令负责的部门抄出执行。《大明会典》有载:

  “凡天下臣民實封入遞。或人齎到司。須於公廳眼同開拆。仔細檢看。事干軍情機密。調撥軍馬。及外國來降。進貢方物。急缺官員。提問軍職有司官員。并請旨定奪事務。即於底簿內謄寫略節緣由。當將原來實封。御前陳奏畢。就於奏本後批寫旨意送該科給事中收。轉令該衙門抄出施行。”(一百一十二卷)

  奏章抄出之后,诸司互相传报,以便大家都知道当前的政务。“故事,章揍既得旨,诸司抄出奉行,亦互相传报,使知朝政。”(余继登《典故纪闻》275页)据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的总结,“硃批章奏传下后,六科或通政司把这些奏章编纂或辑成朝报。在京的各衙门要想知道朝报的内容,或者派自己衙门的书手来六科廊房抄传,或者由六科派人分别抄出,转发各衙门‘使知朝政’。”外地官府则是在京师雇人抄报,以驿站传送。明代京师专门有抄报行,满足这一需求。邸报到了官员手中,就会有同僚之间转抄转借以及亲朋好友之间的借阅。

  邸报所报道的内容比想象中丰富,“一般来说,邸报上刊登的官员章疏常常比明实录和明史上记载的同一官员的章疏要长一些,或长得多。例如,《万历邸钞》上刊登的辽东巡按胡克俭参劾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奏章,洋洋三千余言,而明实录收入此疏时,只摘出400余字,而明史上却杳无踪影,一个字不见。有的事实和事件,虽然明史和明实录上都有记载,但却都不如邸报报道详细。”(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71页)

  之所以有这个现象,是因为邸报来源同样是《明实录》编纂素材的来源,朱批之后的奏章,经由六科有两个去向:其一是诸司抄传奉命执行,这是邸报的来源;其二是送内阁以备编纂,是修史之备。“凡六科每日接到各衙門題奏本章、逐一抄寫書冊。五日一送內閣、以備編纂。”(《大明会典》卷二百十三)而《明实录》修纂的时候有所取舍,不同于邸报之直接抄传,两者取舍的方向不同,于是邸报有实录上不载的内容也就很正常了。

  因此,谭迁可以依靠邸报修纂《国榷》,补《明实录》之遗漏。崇祯一朝无实录,邸报就成为不可或缺的材料。民间私史又的确保存了一些《明实录》中不载的内容,比如《国榷》中有两篇关于逮袁崇焕的上谕,《崇祯长编》中不载。

  “壬子……谕各营曰。袁崇焕自任灭胡。今胡骑直犯都城。震惊宗社。夫关宁兵将。乃朕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远来入援。崇焕不能布置方略。退懦自保。致胡骑充斥。百姓残伤。言之不胜痛悼。……”(《国榷》5506页)

  “丙辰……谕孙承宗曰。朕以东事付袁崇焕。乃胡骑狂逞。崇焕身任督师。不先行侦防。致深入内地。虽兼程赴援。又钳制将士。坐视淫掠。功罪难掩。暂解任听勘。……”(《国榷》5507页)

  又御史毛羽健上疏问袁崇焕详细的平辽方略及善后事宜等,表示对袁崇焕“五年灭敌”的疑问,见于《国榷》,《崇祯长编》不载。

  “袁崇焕既杀毛文龙。力主款。因奏曰。臣亦不讳言。即惠徼宗社。还侵地。归叛人。而我存朝鲜。存建州。何惮不为。又奏令建虏去年号。方为代请。云南道御史毛羽健上言。督师袁祟焕对陛下曰五年灭敌。臣心壮之。然恐此语非平日成算。迫于顾问。猝然以对耳。臣今有五问。一问方略。从古御胡。攻守两策。故有犁庭扫穴。亦有垦田积粟。今督师果厉兵秣马往击之乎。抑缮隍治堡。彼来而我邀之也。或十年不犯。或一年数来。我将何以待之。一问兵制。从古名将料敌治具。有以八万而破百万之众。亦有攻荆终始谓非六十万人不可。今督师果止用关门见卒之十二万乎。抑大举时或别有调拨也。如止用见卒。则以少击众。十围五攻。政未足言。如别有调拨。则沿边胜兵不下三十余万。何不见一疏一檄以备调遣乎。一问粮运。我成祖北征。先议馈运。今督师果因粮于敌乎。抑师行粮从。尚需内地之暂输也。如果因粮于敌。则极目平沙。无粮可因。如尚需转输。则自有辽事以来。旧饷亏百万。新饷仅支目前。司农无两年之积。未见讲积贮之法。何悠悠也。一问局势。辽事初起。有五路进兵三方布置及用西虏用朝鲜之说。俱不可。今督师之于插汉。果必款之可持。即不为我用。亦岂为我害乎。其于毛文龙。果见此兵之得力。可以牵建虏。又可以钤束建虏。此之局势。不可不察。一问善后。辽土陷没久矣。五年不能复。祸固不可言。即五年能复。辽沈间冷日沈沙。千里无烟。我即得之。彼毛怜海盖诸夷。开原鉄岭诸卫。能不置重兵以守之乎。既置重兵。能不转饷乎。今兵十二万。以守关门而有余。他日兵三十万。以戍辽而不足。今饷四百万。以养关兵而尚不足。他日饷四千万。以养戍辽兵而益无余。将竭天下之力以供一辽。事有不忍言亦。督师于此未见明陈。曰我何以取何以守之也。报闻。或曰。袁崇焕主款。羽健因借五问以窥上指云。”(《国榷》5490~5491页)

  又《三朝野纪》中载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请饷三百万,崇祯命诸臣廷议,众皆反对,事情于《崇祯长编》中毫无痕迹,未知是否实有其事。

  “文龙既被杀,袁疏请饷三百万,谓五年之后辽事平,并前所加各项皆可蠲除,此一劳永逸之计也。上令廷臣议,皆报称不可,袁技穷,至十月遂致■兵入口矣。”(《三朝野纪》卷四)

  “而文龙既杀之后,清来索赂,崇焕无以应,特疏请增三百万,谓:“五年之后,全辽皆复,并从前所加各项,皆可蠲余,此一劳永逸之计也。”上集群臣廷议,皆执奏不可。崇焕无所出,遂听清入犯,由喜峰口、马兰谷、松棚路阑入,直抵遵华。时新令严汰冗兵,被汰者阴谋为乱,清兵临遵北城下,蓟抚王元雅尚汰兵四百人,兵即开门延师,元雅死于乱军,清兵遂破三屯营。蓟镇总兵朱国栋自缢,山海总兵赵率教统兵赴援,营于七家镇岭,猝与清兵遇,众溃,率教死之。报至,举朝震恐。“(《烈皇小识》卷二)

  总而言之,邸报对朝政大事有丰富确实的报道,通过邸报可以得到直接确凿的讯息。因此,己巳之变时远在南京的徐石麒对袁崇焕不乏了解:黄宗羲《弘光实录抄》中全家殉国的民族英雄徐石麒疏译文:袁崇焕表面主战暗中议和,甚至杀掉毛文龙以换取满清的信任。崇祯不许议和,袁崇焕劝说满清入关逼迫朝廷议和,但是约定清军不许越过蓟门。清军到了以后,袁崇焕拿出牛肉和酒来招待他们。但到了晚上,清军突然违反了约定越过蓟门直逼北京城下,袁崇焕反而落在后面。

  当时的人所知也比现代人通过史料解读的要多得多。邸报也是明代士大夫经常关注的对象,读者众多,明人依赖邸报获知朝政和天下大事,甚至有人认为不可或缺。”万历年间曾经一度实行过严厉的新闻检查。《万历邸钞》曾载:‘科臣王元翰请禁发抄,惟在军国之机,而明旨所禁并及未奉谕旨一切章奏。’王元翰主张军国机密不宜在邸报上发表,并且一切未经皇帝批复的章奏也不能在邸报上发表。……万历懒于政事,许多章奏均被留中不下。……史称:当时的情况是‘由是朝中政事,四方寂然不得闻。’(《明史·金士衡传》)……南京户科给事中段然更是大声疾呼道:‘禁科抄之报,不使謄传,一世耳聋,万年长夜。’(原书注:《万历邸钞》第1619页)“(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84页)好在只是暂时的。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的笔记记载过民间报房的活动,当时以此谋利的报房已经可以成为一个行业。当报房出现之后,邸报在民间的传播就是自然而然了。报业人员为了营利,苦心钻营,通过各种渠道获知朝报的内容,民间的报纸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抄传迅速,甚至默认留中不发不应发抄的内容,也曾经出现在邸报上。

  “南宋时元兵南下,诏中外不许传播边事。此虽末世之政,然于军国机密,亦不可不知也。近日都下邸报有留中未下先已发抄者,边塞机宜有未经奏闻先已有传者,乃至公卿往来,权贵交际,各边都府日有报帖,此所当禁也。幸而君上起居,中朝政体,明如悬象,原无可掩。设有造膝附耳之谋,不可使暴于众,居然传播是何政体。又如外夷情形,边方警急,传闻过当,动摇人心,误事大矣。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不顾缓急。当事大臣,利害所关,何不力禁?”(于慎行《谷山笔尘》卷11)

  按制度,朝报每日抄传,但一定是在奏折经批复之后,留中的则不抄。温体仁家书就曾提及“两疏俱留中。故不抄传”(《鸥陂渔话》)

  民间报房之所以能得到比正常渠道更多的讯息,是因为他们有得到消息的迅捷方式,比如与官员的僮仆互通,或者派专人在发布新闻的衙门外蹲候。有的奏折“未经奏闻先已有传”,比正常的朝报还要快。这样便成就了一个特别公开的政治环境,朝政大事的原始记载——奏折和批复——本来是政府内部运作的文件,在自上而下传发的过程中由于不做任何保密措施,便同时原封不动地散向民间,使得民间的读书人和普通百姓都有机会得知国家大事的确实始末。虽然民间邸报相对于官方,讹误的次数要多,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极其迅捷、稳定、准确的消息来源,而且广泛面对大众,所以明代百姓并非现代人想象中那样,遭受着难以言喻的蒙蔽、愚弄或禁锢,相反他们不缺任何认知的渠道。

  己巳之变中的流言传闻,就是在这种比较开放、活跃的新闻环境下生长起来。北京的百姓在天子脚下,近水楼台,得知邸报、塘报的内容并不困难。尤其己巳这样的大变故,人们对战事信息的渴求比往常要多得多。战事的变化在己巳之变前半段时间对他们没有任何保密,从十二月初八开始禁止抄传塘报,“戊午……禁抄传塘报。”(《国榷》5507页)当时袁崇焕已经在狱中。兼之邸报的内容,就是直接的奏折和批答、塘报等,没有什么修饰和隐瞒。

  由此可知,北京百姓对袁崇焕的了解,大部分是通过叙述政事的邸报之中相关的事件。《崇祯长编》中所载的奏折和塘报,必定会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之前袁崇焕杀毛文龙,京师震动,袁崇焕卖粮给束不的,见于朱批,也应见于邸报。可以说这一系列的事件,士民不乏了解。又逮袁崇焕之前相关的参奏留中不发抄者有之,密奏者有之,并不具备可以向大众传播的条件,也就是说,官员或者太监对袁崇焕的微词,并不是民间对袁崇焕恶意流言的开端。则民间流言的依据,仍然是曾经发生的确凿事实,往来的塘报就足以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袁崇焕“必不令越薊西一步”的揭帖刚到,京师附近已经是“庐屋煨烬,尸骨撑距”;袁崇焕任敌越蓟,避敌不战,龟缩自保,请求入城,以铁铮铮的事实告诉民众,他袁崇焕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这时候还需要特别的传声筒向大众“广布流言”,那也把京师百姓看得太过蒙昧,他们之中聪明睿智者有之,饱读诗书者有之,腰缠万贯者有之,善良仁爱者有之,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的渠道得知确凿消息,也并不缺乏判断忠奸的能力,为什么流传于百姓之中的传闻就一定要被叫做“讹传”?北京百姓没指控过于谦,没有恶意嘲讽过为他们誓死杀敌、血洒疆场的满桂,足以证明他们有正常的是非观和良知。诚如一位明代史官所说:“人間固有假仁義,天下豈無公是非!”

  抛开史料错误记载的迷雾,既没有什么反间,几十万的京师百姓也不曾受到欺诳,不仅仅在己巳之变,也在此前和之后,在整个的明朝大部分的时间,当时的人自有他们自己造就的环境,自然而然。缺乏的,仅仅是现代人对他们的理解。

  理解明朝邸报制度,依据正常的逻辑分析,就会发现所谓的反间计没有存在的可能,被全体北京人片成烤鸭生吃掉的袁崇焕不可能是被冤枉的。

  科普:这些书信及其用意目的,毛文龙都是明确报告给明朝皇帝的。一个斩首奖励纹银五十两,能买大米一万多斤。毛文龙穷啊!皮岛饿得死人的事情很多,毛文龙就打起了满清使臣的注意:一个使臣带着几个随从过来,抓住交给皇帝弄个十万八万斤大米,太划算啦!

  皇太极的使臣被送往京城,皇太极信中对毛文龙怒吼:“你,用,虚,言,诱,骗,差,人,几,名,有何好处?”

  毛文龙杀满清派来的使者,毛文龙死后,鞑子对此还心有余悸。毛文龙被袁崇焕杀死,岛上变乱不断,后金乘机来招降时还提到此事。罗振玉编《史料丛刊初编》收录《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贴》记录,崇祯三年岛上作乱的刘氏兄弟和皇太极联络,希望能派个金人到岛上去。皇太极回信说,本来确实应该派一个使臣到岛上去负责和你们联络的,但是因为以前毛文龙对后金派来的使者,不是杀掉,就是送到北京,所以使者都不敢再到皮岛上去。

  毛文龙把信件复件和上奏皇帝的奏折一起交给皇帝,没想到成了毛文龙的一大罪状。袁崇焕矫诏杀毛文龙时,这件事定性也没有通敌和叛国这一条,给毛文龙安罪名是用词不当:“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无人臣体,三当斩”。了解此事的袁崇焕都不把这些当做毛文龙通敌和叛国的罪名,而是说毛文龙遣词造句不恰当,奏折上收录这封信的复件,有大不敬之罪,而不是说毛文龙犯了通敌叛国罪,袁崇焕知道,无论皇帝还是大臣,都不会认同这是毛文龙通敌和叛国的证据。

  崇祯用孙承宗打击李进忠势力,而袁崇焕与孙承宗关系密切。北京百姓中许多是心向李进忠,对袁崇焕的表现也提李进忠解恨的心理。李自成进京后搜刮了大量财产,被搜刮的那些人为了复仇,发自内心的为清军卖力绞杀起义军。清末没有了清初的那些条件,所以没有战斗力。吴三桂和孙中山一样的思路,一个借用清军,一个借用日军。

  吴三桂的时代看不到西方的民主制度,而孙中山看到了。所以,孙中山用的聚集人心。没有美苏,日军和清军一样的可能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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