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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何以在中国落地生根——瞿骏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青年史学

发布时间:2020-09-15 10:31 点击数: 【字体:

  1919年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成立,这两大历史事件合流促成了近代中国的巨变。这种巨变从另一个方向证明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日趋增长的吸引力。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具体从何而来,又为何会日趋增长?对此,前人已有非常多的研究和解释。但随着新资料的披露和史学研究观念的更新,不少问题可以获得新的推进。

  中国智慧历来重视风俗、风气和风教。这些“风”似虚却实,无处不在,影响深入肌理。它们一方面塑造国家与社会的基本结构,另一方面也会成为时代转折与群体心理变迁的标识。

  红色文化正是从1917年开始吹起,之后成为席卷全国的“大风”。这股“大风”标志着全新时代的到来。

  有些人对红色文化存在错误印象,总觉得它有点古板。其实,红色文化既不是古板的,亦不是僵化的,它初起时的典型特征就是时尚。

  这里的“时尚”不是指一般意义的时髦与群趋,而是指相比当时别的文化,红色文化具有理论内涵和实践指导的先进性,却又不是曲高和寡的,而是充分符合时代潮流、引领思想走向,进而得以获得许多人的支持、认同与信仰。

  当然,红色文化的“时尚”以及“年轻”让马克思主义渐入人心,但只是如此恐怕还无法线年代中国的实际状况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使得红色文化完成扎根。

  1840年后,中国被枪炮、鸦片拖入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屡遭侵略,备受屈辱。屈辱触动反思,沉沦激发觉醒。甲午战争后20余年,各种救国思路和实践层出不穷,如变法救国、立宪救国、法政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这些救国思路和实践,为之后红色文化的传播做了铺垫、奏了前曲,是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复兴之历史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这些思路和实践也存在重大的结构性缺陷,即对那个以帝国主义国家为绝对主导的,以战争、侵略、殖民、掠夺为基本特征的世界秩序没有根本反思,遑论重构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由于对这一基本前提的忽略,导致那些救国者再如何强调富强,也仅是少数人的富强,而和中国大多数人无关,甚至要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富强为代价。

  如何才能真正救国?如何才能改变旧世界的不公秩序?反思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比如,瞿秋白说:“世界人类的文化至欧洲大战而大破裂,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毒症暴露,以后的发展若不改趋向,非走到绝地不止。”这番话表明,列强瓜分世界的厮咬血斗,进一步刺激有识之士在全球大视野里考虑中国问题、厘清中国道路。

  当时,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在考虑和厘清后找到的答案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援引与追求。因为马克思主义天然地具有全球性,也天然地关注大多数人,提供了建构新世界秩序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1920年,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一双重改造秉持的就是世界主义。它不是旧世界里列强的霸凌主义,而是“四海同胞主义”,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

  由此,先进的红色文化不断重塑时代风气,不断促成许多知识分子心理上的转折。在此过程中,对苏联的态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1917年之前,中国人认知的革命模板除了传统的汤武革命,无外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其中,法国革命以其现代性和相对的彻底性尤为具有吸引力,辛亥革命似乎也成为中国版的法国革命。

  但革命之后,中国的根本问题没有获得解决:国家依然没有地位,社会依然缺少变化,文明依然未得改造。满目的问题让人们心忧如焚,却又毫无头绪。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苏维埃政权建立。俄国是列强中的弱国,却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劳工农民走到了前台、当上了主人。这一看似不可思议的事实让马克思主义不再停留于纸面,而成为具象的、可模仿的东西,中国道路从此有了合适的选项。

  从那时起,“苏联”这一符号不仅成为红色文化的象征,更赢得了当时大多数关注中国命运之人的肯定。比如,傅斯年就说:“一年以来,我对于俄国的现状绝不抱悲观。我以为这是现代应当有的事情。将来无穷的希望,都靠着它做引子。” 1926年胡适考察苏联后,也不得不承认“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

  胡适和傅斯年的政治倾向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很多时候甚至是“激烈地反对”。正因为如此,他们对苏联的正面评价就更值得注意,充分说明红色文化对当时中国人具有的强大吸引力。

  据相关史料统计,截至1923年6月,全国小学生数量为6601802人,中学生数量为182804人,专门学校学生数量为34880人,合计680多万人。这一人群的规模与当时人口总量相比不算大,但相较于此前的学生数字已有突飞猛进的增长。

  而且,数字本身只说明“学生世界”的一部分特征,更重要的是数字背后:一批批年轻人从乡村、市镇来到省城、都市,一批批年轻人在学校和城市公共空间里交汇群聚,一批批年轻人在资讯最为流动、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与红色文化接触。

  红色文化的传播推动中国青年进入各种各样的组织,尤其是与革命相关的组织,并成为组织里的中坚力量。中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人员构成就是如此。

  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13人,平均年龄28岁。1922年,中国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上海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委员、候补委员16人,平均年龄26岁。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12人,平均年龄23岁。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些人大多是当时的“90后”“00后”。

  以上数字和比例都说明,红色文化对年轻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亲和力。在红色文化的召唤下,这些年轻人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与后备队。由此,初步塑造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风貌。

  这种兼而有之的特点,在与其他政治组织的比较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相较于当时的,没有自清末遗留下来的历史包袱,显得很有朝气。

  相较于当时的青年党,走出了狭隘的国家主义,考虑的是全人类的命运与前途,更加有理想。与无政府主义者比较,人更加务实、更有目标。他们追求的世界大同,并非虚幻缥缈的目标,而是经由一步一步改造、一步一步建设出来的世界大同。

  20世纪20年代干革命的年轻人,绝大部分不属于典型意义的工人阶级,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产者。他们多为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如果单纯从阶级属性出发,由这批人来领导革命从理论上来说并不是最合适的。但中国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奋斗,在最初阶段就全力以赴地与工农相结合、与人民在一起。由此,一举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整体性变革的“普罗米修斯”。

  1924年5月,恽代英号召青年学生趁着暑假“与占中国人口最大部分的农民相接近”。接近农民有许多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与他们谈话,在谈话时间,不要自己说得太多了,不要用很多他们不懂的名词,不要说骇人的话把他们吓得不敢亲近了。最好是少说,多问询他们,让他们多说,从中学习他们的生活状况,研究他们说话时所用的话头与格调,亦研究他们的思想和他们所觉得的问题。总之,“我们要教育农民,先让农民来教育我们”。

  这样接近人民的方式,无疑在党内和团内形成了风气、构成了传统。由此,中国不惧因年轻而犯下的错误,也逐步扭转了种种不足,并在反思和学习中不断发展壮大。

  我曾对红色文化在江南地区落地的史实和机制进行过分析。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围绕“中国元素”与红色文化落地的关系展开讨论。

  简而言之,和红色文化最有关系的“中国元素”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中华传统文明,另一个部分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实际状况。

  从中华传统文明来说,其中确有不少元素可以与舶来的马克思主义相连相通。目前,最需厘清的是“天下”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

  20世纪之前,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里,“天下”占据中心位置。今日通用的“世界”,在当时一般只在佛典意义上使用。今天,经常有人将“天下”与帝王统治联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类。其实,“天下”有政治概念的内涵,有地理概念的内涵,但归根结底是一个文化概念。

  它是古代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却又不仅仅属于族群意义的中国,而属于普天之下的所有人。正所谓,“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由于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所以“天下”观念不是落实于帝王,而是落实于苍生。

  这一点最明显地表露在顾炎武对“亡国”与“亡天下”的辨析中。在顾炎武看来,“亡国”(改朝换代)是肉食者(君臣)考虑的事;“亡天下”是“匹夫与有责焉”。一旦“亡天下”,文化消逝,仁义充塞,将产生“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局面。所以,“天下”的着眼点是人,是天下苍生。

  如果理解了“天下”落实在苍生,也就能理解它为何能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马克思主义可发展于一国,但绝不局限于一国。它是全球的,属于大多数人,尤其是劳苦大众。“天下”观念也是如此,发展于中国,但不局限于一国、一族。所谓家国天下,从其顺序就能看出一方面互相联系、另一方面彼此递进。

  “天下”在价值层级上高于国家,并作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系于普遍的民生,关乎全人类。在这个意义上说,红色文化在中国的落地几无窒碍,因为“天下”观念已成为中国人接受红色文化的既存状态。

  从20世纪20年代的实际状况来看,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是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马克思原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条件,却在实际历史过程中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悖论是矛盾的,也是深刻的。中国革命成功的要诀,也正在于此。

  从原典出发,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状态下才有发生的可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产业工人。这两大条件在当时的中国一个也不具备。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比如,对阶级斗争原理的中国化把握。阶级斗争是革命的一个基本原理,但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如果机械地照搬阶级斗争原理来干革命,一方面找不到革命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革命的敌人也会多如牛毛。因此,在革命实践中,我们党对各阶级的分析不是机械的、简单的,而是实际的、复杂的。这从党的早期领导人的文章,尤其是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中就能得到证明。

  正因为我们党的阶级分析是实际的、复杂的,同时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追求民族独立,所以我们党对“中间力量”即革命可联合力量的判断也是灵活的、随局势而动的。

  再如,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论断和原理都植根于18世纪、19世纪的欧洲大陆。它们显然不能简单地挪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因此,在诸如民族自决等问题上,我们没有采取俄国那样的方式。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也有助于中国革命的推进。

  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华传统文明与外来主义相连相通、红色文化落地扎根的过程中,上海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文化出版重镇,上海是全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高地。中国诞生在上海,也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上海的独特地位所决定的。由此,红色文化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

  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入选中央组织部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第四批)、上海市“曙光计划”及华东师范大学“紫江优秀青年学者”,担任上海历史学会副秘书长、上海东方青年学社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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