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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怎样榨干农民的油水?(转)

发布时间:2020-09-08 07:06 点击数: 【字体:

  孟子所描绘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的理想生活,对于农民而言只是一个几千年的梦想。

  对于中国古代王朝而言,清查土地占有的状况,是一项相当庞大、复杂、繁重而又零碎的工作,需要投入难以想象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在物质投入之外,还需要建立一套复杂的制度,来解决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即使如秦始皇,他能统一六国,但是在土地清查方面也是一筹莫展,只得下令“黔首自实田”,让六国老百姓自己呈报土地占有的数额,作为官府征收田赋的依据。你想老百姓都会老老实实地上报真实的土地占有数额?做梦去吧。

  以秦朝的严刑峻法,尚且做不到清查土地占有状况,更遑论其他王朝。所以,并非中国古代的朝廷都不想平均土地给农民,而是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事实证明,洪秀全的“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其实也成了一张空头支票。

  既然无法履亩而税,那就“舍地而税人”,因为人口状况比较好清查,一旦登记在册,按人收税就可以了。但是现实情况还是没有这麼简单,因为会有士族挟藏人口,人民逃亡隐匿等问题。以明朝为例,“太祖当兵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清朝康熙皇帝为了清查人口,更是直接跟老百姓说,我调查户口只是为了弄清楚国家的人口数据,而不是为了向你们征收人头税,所以大家都别隐瞒了。

  为了填补人口隐漏的问题,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管仲就提出了绝佳的解决方案——盐铁专利。管仲说,国家可以通过对人民生活与生产的必需品进行垄断,然后加价销售。无论老百姓怎麼隐匿,你总得吃盐吧?你避得了交人头税,但你避不了买高价盐时交的消费税。所以这样一来,官府等于间接收到了所有人的税,而且不用费神费力地去清查田地和人口。

  更绝的是,官府不需要包揽盐铁生产和运销的全过程,只需要发个营业执照给商人,让商人自己去煮盐开矿就行了。朝廷对商人课以重税,商人再把重税转移到盐铁中,最后由人民,尤其是农民来买单。这种制度,简洁、高效,是统治者们心头的那一抹白月光。秦国商鞅变法,主张盐铁官营,结果“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解决了“军旅之费”,“国赋之急”;唐朝第五琦,这个名字很怪的人,主持食盐专利,将盐价从每斗10钱增加到每斗110钱。从此,唐朝仅用10年左右的时间,盐利收入就从每年40万猛增到600万——不然你以为唐朝怎麼还能苟延残喘那麼长时间。

  这种专利制度,一方面简化了朝廷压榨农民的程序,减轻了朝廷收税的成本,一方面又可以让广大农民一边吃着高价盐,一边没有直接感受到自己所受的压榨。他们可能会怨恨盐铁商人,骂他们是奸商,但不会直接怨恨官府;朝廷还能得到“不及民”、“取人不怨”的美名。

  仅仅是通过专利制度来间接压榨农民的油水还不够,中国古代王朝还有“货币地租”这麼一个设计巧妙的榨汁机。

  跟货币地租比起来,劳役地租存在着诸如“运粮草一天”这样难以确定和量化的问题,所以,将劳役折算为固定的货币额度,劳役地租的任意性就会完全消失;而实物地租又存在着运输、储藏和交换方面的限制,不利于提高国家的财政储备能力。

  所以,货币地租成为王朝的头号选择,汉朝有“口赋”、“算赋”,南朝有“口钱”、唐朝有“青苗钱”、“地头钱”,明清有“金花银”、“一条鞭”、“地丁银”……朱元璋也曾经想建立一个完全征收实物地租的财政体制,但是后来发现实物的储藏转运实在是太麻烦,最后还是以金、银、钱、钞折纳赋税。

  官府强迫农民以货币形式缴纳赋税,这就迫使农民只得去市场卖粮换钱。由于同时有大量农民卖粮,必然导致谷价大幅下跌,加剧“钱重物轻”的情况。如此一来,大量增值的货币上缴给官府,官府赚得盆满钵满。又是管仲,他率先提出,“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

  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古代从秦汉以后,只有魏晋南北朝实打实地采取过实物地租的政策。北宋的王安石更是主张全面利用商品货币经济增加国家财富,借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在他变法之后,米、绢价格骤然下跌,出现了“年丰谷贱”,农民倒霉,但是朝廷却“府库充盈”的局面。

  当然,官府并非完全采用单一的货币地租政策,毕竟小农经济要靠天吃饭,一旦出现农业歉收情况,谷物价格也会随之上涨。这时朝廷就会调节货币地租与实物地租的比例,主要向农民征收实物。所以说,古代王朝在压榨农民这笔账上,算得门儿清。

  根据笔者的理解,货币地租曾经推动欧洲瓦解封建经济,走向近代文明,正如马克思的论述:“在进一步的发展上,货币地租——把一切中间形态,例如小佃农的地租,除开不说——不是使土地变为自由的自耕农的财产,就是导向资本主义方式的形态,导向资本主义和地农业家支付的地租。”然而在古代中国,由于封建经济早已在2000多年前解体,导致后来出现的货币地租成为大一统王朝压榨农民的重要手段,使得中国的社会再生产能力被泰山压顶,动弹不得。如果不是明末清初从外国流入大量白银,估计农民所受的货币地租剥削会更严重。

  然而,随着元朝统治的日益斧败,纸币的准备金制度也形同虚设。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朝廷开始滥发纸币,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农民被压榨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最后只好武装造F。正如元朝末年流传的一首民谣:“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所谓的“变钞”,就是指乱发、滥发纸币,它成为元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明朝建立后,于洪武八年(1375年)开始发行“大明宝钞”。为了强制全国使用纸币,朱元璋曾下令罢宝源局、宝泉局,停止铸钱,并“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其罪”。然而,短短十九年后,“大明宝钞”就贬值到不足面值的20%,不仅农民叫苦不迭,就连官员都深受其害——因为官员的一大部分薪水都是发给纸币的。

  相比之下,清朝不再发行纸币,确实是一种明智之举。因为在一个中央集权完全不受制衡的时代,朝廷很容易就滥发纸币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从而引起经济危机。与其自我放纵,不如提前自我约束。

  明朝中前期大量发纸币,但他的物价还不涨。明朝的物价一直到万历年间都和明初没有太大变化。这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这只能说明一点,明朝的制造业太强大了,贸易流通量巨大,市场上的货币供应远远不够。传统的铜矿大部分也开采枯竭,宣德时期就就已经捉襟见肘,货币供应不足。所以也有人推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海外找矿。

  直到嘉靖时期,白银的大量涌入满足了市场需求。再到张居正立法将白银定为法定货币。

  清朝前期海外白银依然源源不断的输送入关,所以这时候也不需要纸币。但是中央财政控制力却明显下降,白银的过量流入导致物价已经开始飞速上涨,这也和市场受到摧残,贸易受阻,制造业受到打压有关。明朝是完全开放的私有制市场经济,朱元璋立法规定政府权力严禁干涉私有经济,违者斩。宣德开始,大量明初时建立的国有经济实体也都迅速变卖为私营。这导致明朝此时的经济规模开始迅速膨胀。明丘濬著《大学衍义补》。

  到了晚清时,政府大量对外赔款,以及鸦片贸易,导致白银迅速流出,清政府只能再次启动发行纸币银票,也导致物价上涨开始提速。民心迅速丧失。到了清末,经济已经整体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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